垃圾焚烧处理：既要共识，更须作为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在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定要建的前提下，如何选址，只是一个博弈力量和技巧的较量问题，在逻辑上，我们很难把它与民意合法性划上等号。
　　如果这个问题不厘清，“民意”必然陷入“内斗”困境。比如说，2009年番禺会江居民那次众所周知的反弹，从来就不是针对“在会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是反对垃圾焚烧本身。这也是他们一直希望被理解并接受的，毕竟，当议题被转换为选址问题时，事实上也意味着之前某些声音称“会江居民自私”的指责成为定论。
　　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各方的共识自然很有必要。毕竟，对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讨论，其逻辑原点在于，面对着“垃圾围城”的现实，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加以应对？从一开始，它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何处的问题。
　　“五选一”的结果将会如何，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可以想像，假如最终仍落户大石街会江，则意味着问题在“民意”名义下回到了最初的原点，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当初官方停止项目的决定？而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也不难想像，毕竟对会江居民的决心，当局不会不察；而假如落户其他地方，“会江不要，而我们要？”——到时又该如何正面民众这种朴素而直观的疑虑？
　　之前，来自行政内部的共识已经明确指出，由于环境、人口等因素的变化，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原有的科学性已经出现问题，因而项目需要停止。那么，是否换个地方，项目的科学性就能得到保障？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行政方提供更多信息和佐证，以消解公众的疑虑。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直白指出，在垃圾焚烧项目选址问题上，由“民意”作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实质上是个假命题。毕竟，设置了前提的讨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已经毫不妨碍行政目标的实现。
　　也就是说，行政方即便再如何作出尊重民意的姿态和有效举措，都很难改变“民意”本身截然对立的事实——因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愿意在自己身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并不能由此认为，番禺居民就一定自私并漠视“垃圾围城”的现实。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的那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舆论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有效推广垃圾分类减少垃圾前提下，垃圾焚烧确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基于这个共识，早在10年前就启动推广的垃圾分类工作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遗憾的是，来自本埠各大媒体的报道表明，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上，缺乏实质性的举措，比如连最基本的垃圾分类桶的经费投入问题，都语焉不详。
　　公众由此怀疑政府的诚意，并追问行政目标究竟是解决“垃圾围城”困境还是只是推行垃圾焚烧项目。显而易见，假如垃圾分类卓有成效的话，那么之前政府对广日集团每年6亿元财政补贴的决策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规模乃至于存在必要性，是否需要重新评估？须知道，这事涉公共决策的公平正义，也涉及垃圾焚烧项目的风险系数。
　　昨天，本地知名人士李公明先生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新闻节目“630短评”中指出，“（垃圾焚烧项目）最好建在政府部门或官员住宅区的旁边，这就很有说服力了”。我并不认为，这有多少调侃的意味。恰恰相反，它提醒着行政当局，在解决“垃圾围城”问题上，政府必须更有所作为，以证明自己在解决“垃圾围城”问题上的魄力和诚意，而不是在“民意”名义下扮演置身事外的超然角色：比如，以更有实质性的举措推进垃圾分类；用壮士断腕的气魄，彻查之前那些被媒体曝光的利益勾连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