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以及资源环境状况的差别,为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了世界各国在碳减排方面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别也十分明显,因此,笔者认为,在污染减排方面各地也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应该从各地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出发,科学制定和细化各地的减排指标。但在这之前,要先算好单位污染物排放的3笔账。
首先,算算单位污染物排放在哪里产生的环境影响最小。污染物的排放或多或少总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不一样的,对局部和全局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条河,在其源头、中游和下游排放污染物对河流的水质造成的影响就是不一样的。长江两岸曾经化工厂林立,流域下游一些地区一度污染严重,但是总体看来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水平和环境质量尚可,就是因为上游地区没有被污染。保护了长江源头就是保护了下游、保护了长江流域甚至全国。所以,简单地给所有地区下达同样的减排指标并不意味着公平,这恰恰是不公平。因为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环境容量和减排空间以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很多流域的上游地区和生态保护区承担着广阔区域的生态保障和水源涵养任务,这些地区的环境容量和减排空间,并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当地自己的。这些关键区域的环境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影响本地,还会影响下游等很多地区。
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指标,除了要尽可能因地制宜外,还要靠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取得各地的平衡,而不是靠一刀切来体现公平。西部地区固然也要发展,也需要有排放指标和发展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给了这里指标就要排放。这些地区如果能通过排污权交易或者其他方式将排放指标转移给下游地区或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效益。一直以来,下游的发展有着更大的市场和技术优势却苦于没有排放指标,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虽然下游也同样会有污染,但是从国家和全局的层面来说,算算生态和环境账还是合算的。
其次,算算单位污染物排放在哪里产生的效益最高。同样的污染物排放在不同地区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一样的。如我国单位污染物排放产生的经济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就相差甚远。数据显示,产生每万美元GDP在日本需要排放二氧化碳57吨,在美国需排放171吨,而我国产生每万美元GDP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12倍。这种地区差异在国内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每吨污染物排放所创造的GDP远远高于西部。笔者曾试图搜索东、西部不同城市产生每万美元GDP需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但并未找到;询问一些专家,也都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这说明,我国目前还没有将单位污染物产生的经济效益问题算得十分清楚。
如果制定同样的约束性减排指标,尽管减排效果的数字是一致的,但对各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差别巨大。所以,国家制定减排指标的时候,原则上应照顾经济效益高的地方。
但这并不是不让西部发展。西部是生态脆弱地区,环境风险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在西部排放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因此,对于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地区,尤其是各大流域的上游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应更多地进行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工作,可以以生态补偿等方式填补经济发展的欠缺。笔者建议,西部地区的减排指标可以不必自己用,而是出售给经济效益高的地区。若东部等经济发展效益较高的地区买到这些指标后要想在西部就地建厂,西部当地就必须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基础上,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第三,算算企业的成本账。算算企业的单位污染物排放量怎样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决定企业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的几个因素包括流动资金、土地、劳动成本和技术等。其中,流动资金是主要制约因素,也是一个硬制约;土地问题不是经常遇到,所以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成本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排放指标也是成本。过去企业算成本账就是计算一定数量的流动资金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但现在还必须要算一个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指标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二者不同的是,流动资金可以通过融资或者扩大贷款额度来增加,但排放指标往往是固定的,这种只能通过固定指标来产生的效益必须要算清。既然能用的成本是固定的,那么就要考虑如何才能使使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果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和机制都更加成熟了,企业也可以购买排放指标。但由于排放指标是买来的,企业就会更加主动地想办法采用产率高的新工艺,继而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利润。如果这两个方案尽管增加了收入,但是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使企业由于自己过高的污染排放降低了利润的话,那么企业下一步能做的就只有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污染排放量小的高新设备和技术。这种选择从短期来看的确是提高了外部可见成本,但其实更多地抵消了内部的环境成本,从长期和全局来看是有利无害的。
污染减排不仅要结果,更重效率和质量。污染减排是全国一盘棋,而下棋就要遵循规律,张弛有道,分清主次轻重。减排也要以每个地区本身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条件以及产业结构为基准,使各地承担不同的减排任务,为完成减排目标任务从多方面贡献不同的力量。